在我看來，隨著高中生留學熱潮的洶涌澎湃，中國高校最大的危機才剛剛浮出水面：優(yōu)質生源日漸匱乏。而不幸的事實就是，生源質量基本決定了大學的地位。對此，不少高校已著手龔自珍所謂的“自改革”，先對內部行政體系做一番調整，特意在院系用人和用錢兩個問題上努力做好文章，希望借助更靈活的制度激發(fā)教學、科研的活力。有的學校大打“權力下放”的牌，讓院系自己決定錄用誰、錢怎么花。

　　喜聞樂見的同時，我也不能不抱有幾分隱憂：設想良好的“權力下放”會不會最終淪為黨同伐異的“威福下移”呢？

　　這里就要考慮一個歷史遺留問題：高校的“山頭”現象。毋庸諱言，這個現象很普遍，而其存在的原因主要還是財政、人事資源的稀缺性。為了爭奪這些資源，或者為了在并不合理卻也無可奈何的資源分配方案中保持相對平衡，山頭林立逐漸成了很多學術單位的學術生存常態(tài)。平日里相安無事倒也罷了，一旦碰到職稱晉升、獲獎提名之類的大陣仗，那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事跡簡直可以寫出幾部長篇小說來。但按照舊例，許多終審權到底還是牢牢集中在學校一級，遭遇不公者好歹還有個說理的地方�？稍凇皺嗔ο路拧钡恼Z境中，初評方與終審方合二為一了，上世紀80年代相聲里諷刺的“上聯：說你行，你就行，不行也行；下聯：說不行，就不行，行也不行——橫批：不服不行”豈不要死灰復燃？

　　我有個朋友，在某大學工作，研究方向是辭書編纂，隨著“權力下放”，混亂的首先是各派斗爭中的職稱評審標準：一年一個樣，三年大變樣。今年這個算成果，明年不算，后年又默許了，且美其名曰“代表作制”——認為你可以，就可以了。

　　在折騰中浮沉隨浪，工作多年的他，驀然發(fā)現自己的學術成果已經“被”清零了。因為新上任的領導認為辭書編纂只是苦功，不配稱“學術”，于是關起門來，開個小會，規(guī)定所有相關期刊、成果都不再計入申報條件——即便是這條決定，也并未及時公開，而是事后他去詢問為何無資格參加評選時才得到的非正式答復。

　　他就感嘆，反而是當年學校集權的時代，自己在競爭中至少有個參與的機會。學校懂得平衡的重要，雖然詞典可能真的不是學術作品，但它的影響力之大依然會給學校帶來可觀的社會效益，所以學校至少不會刻意在制度上阻斷相關專業(yè)學者的上升通道。

　　我認為，這種現象的根源還在于缺乏公開有效的監(jiān)督、制衡，容易令本意賦予大學更多自由的政策淪為私欲熾盛之輩的專權工具，到頭來反而形成諸侯割據、尾大不掉的尷尬局面，葬送了改良的前途�；鶎用裰鞔_實需要不斷建設，但建設的同時要堅持辯證地看待這一新生事物，它必有它的弱點。如何避免可能的“威福下移”成為大學“山頭主義”愈發(fā)囂張的催化劑，希望有關部門在制度設計上多下些功夫。(朱績崧 作者為大學教師)

(來源:中國青年報)

分享讓更多人看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