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育部近日首批核準了中國人民大學等6所高校的章程，去行政化傾向明顯。有關專家表示，“去行政化”改革多年，副部級高校未減一所。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，逐步取消學校、科研院所、醫(yī)院等單位的行政級別，意味著事業(yè)單位去行政化改革注定是一場“障礙賽”而不是“百米沖刺”。（12月1日《新京報》）

　　大學本應是教書育人、探索研究的學術機構，但一直以來卻更像“二政府”的角色。一方面，在人事任免、專業(yè)設置、科研計劃等一系列方面，都是校長說了算，《高等教育法》規(guī)定的學術委員會形同虛設；同時，學校內部行政等級森嚴，從校領導、系主任到教授、副教授都有對應的級別，濃厚的“官本位”干擾了正常的教學秩序，導致一些學者無心學術，削減腦袋往上爬。

　　2006年修訂的《高等教育法》，明確將章程列為設立大學需提交的基本材料。學界和公眾普遍將大學章程視為依法治校的標志。教育部政策法規(guī)司司長孫霄兵，更是用“憲章”一詞來說明高校章程的性質。大學章程制訂，有助于厘清政府部門和高校之間、行政和學術之間的關系，合理構建內部管理結構，讓高校回到“大學之大，有大師之謂也”的本位，讓校長治校和教授治學并行不悖。不過，目前的高校章程距離大學憲章還有一定距離。

　　首先，高校制訂后報教育部核準的章程，在嚴格意義上講仍是高校內部的規(guī)章制度，并不具有法律效力，何談依“法”治校？在國外，大學章程往往是隸屬于國家和地方的法律體系，我國香港科技大學成立時，在立法會通過大學憲章作為一項專門的法規(guī)，香港科大的憲章就是香港法律第1141項。對此，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呼吁，大學章程的制訂有必要提交給全國和地方人大進行討論審議。只有真正賦予其法律效力，才能樹立政府部門、學校行政負責人對于大學章程的敬畏，對于違反章程的行為給予有力問責。

　　其次，大學去行政化提了這么多年，仍未有實質性進展，癥結就在于既得利益部門的權力干預。一方面，校長由上級主管部門任命，師生沒有話語權，學校經費要靠政府撥款，取決于“跑部錢進”的能力。同時，在具體的教學業(yè)務中，學校的自主權也是處處受制。前些年，還發(fā)生過某高校希望破格錄取一名學生，當地招考辦卻以該生未過提檔線為由拒絕提檔的事件。

　　截至目前，全國1600多所公辦高校，制定章程的僅有幾十所。作為試點學校之一，湖南懷化學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彭慶文就坦言，“不是寫不出來，而是大家不想搞，因為不起作用。”在人事、財政、領導干部任免等大權仍掌握在政府部門手中的情況下，高校制訂章程在某種意義上更像是“帶著枷鎖跳舞”。

　　大學去行政化不是高校的“獨角戲”，政府必須要簡政放權，減少行政約束和干擾，強化學術委員會、教代會的地位和作用，充分保障高校的自主辦學權。比如，高校校長實行民主選舉制，把權力交給廣大師生；大學完全自主招生，不必拘泥于教育部門的劃線。要做到這些，除了政府部門壯士斷腕的決心和魄力，更離不開人大、媒體和社會公眾的監(jiān)督。 張楓逸

(來源:鄭州日報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