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一直形容自己是一艘從沂蒙山區(qū)駛出的“小船”。

1963年，我出生在沂蒙山區(qū)一個普通的農村家庭。當時條件比較艱苦，村里的小學更是簡陋，把一棵樹劈開就是課桌，凳子要從自己家里帶。幸運的是，1980年我考入了山東大學光學系激光專業(yè)。

入學報到前，母親借了一塊布，給我縫了一件褂子。就這樣，我這艘“小船”駛出了沂蒙山區(qū)，開啟了求學求知的新航程，駛向浩瀚無垠的科學海洋。

有一次，學校舉行五四青年科學論文比賽，我發(fā)現(xiàn)課本上某個知識點講得不是很透徹，便和同學查找資料、翻閱課外書，對知識點進行深化，最后寫成了十幾頁的論文。最終，我們獲得了一等獎。這件事在我心底埋下了一顆從事科學研究的種子。

1984年，我大學畢業(yè)，成為曲阜師范大學的一名老師。1987年，我考上研究生，進入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凝聚態(tài)物理專業(yè)學習。我碩士3年和博士的前2年都是在物理研究所度過的。那時候，我用到的實驗儀器是場離子顯微鏡，樣品是金屬針尖。在導師的嚴格監(jiān)督下，我每天至少要試做3個針尖，2年間做了1000多個針尖。盡管我沒有發(fā)表任何文章，熟練掌握的這些實驗技術，卻為后續(xù)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。直到1992年，在導師陸華的引薦下，我得以作為中日聯(lián)合培養(yǎng)的博士生，前往日本東北大學金屬材料研究所學習深造。

那段日子，語言不通、睡眠不足、學業(yè)不順，靠著骨子里的“皮實”，我憋著一股勁兒，每天就做3件事：吃飯、睡覺、搞科研。終于，一年半后，我在化合物半導體砷化鎵和氮化鎵的一些基本規(guī)律方面做出了世界領先的科研突破，這成為日本東北大學近30年里最重要的成果。

1996年，我受邀參加美國物理學會年會，并作一個20分鐘的英語學術報告。為保證萬無一失，我把要講的每個單詞、每句話都寫下來，模擬練習了80多遍。當聽到現(xiàn)場的掌聲與贊揚時，我猶如夏日飲冰，暢快淋漓！這次經歷讓我明白：只要認真，沒有做不好的事。

一次次的竭盡全力，讓我養(yǎng)成了“追求極致”的習慣。海外留學8年，我拓寬了學術視野，也看到了當時的中國和發(fā)達國家之間的差距，心中升騰起一股強烈的信念：一定要為祖國盡一份力、做一點事，絕對不能辜負國家的培養(yǎng)和支持！在這份信念和責任感的驅動下，1999年8月，36歲的我毫不猶豫回到了祖國，開始在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建立自己的實驗室，開啟超薄膜材料的制備、表征及其物理性能的研究工作。

量子科技是全世界爭奪的戰(zhàn)略要地。2009年，我瞄準量子反常霍爾效應，準備攀登這座全球凝聚態(tài)物理學家關注的高峰。我們團隊用來實驗的樣品，是用原子一層一層鋪上去的。5納米的厚度，每制備一個都非常不易。4年的時間，我們先后制備了1000多個樣品，經歷了無數(shù)次的失敗。每次失敗后，我都會帶領團隊改進樣品、創(chuàng)新方法；再失敗，就再改進、再創(chuàng)新。

錢學森曾經說過：“常常是最后一把鑰匙打開了門?！痹谖铱磥恚@至少包含兩層哲理：一是在找到開鎖鑰匙之前，要堅持不斷試錯；二是堅信總會有一把鑰匙能把鎖打開。我經常跟團隊成員分享“失敗是成功之母”這句話對于基礎研究的意義：如果我們的科學研究達不到預期目標，只能證明我們的學術判斷不一定正確，這是改進學術判斷、提高學術能力的一個好機會。即使失敗，那也只是說明此路不通，也算是科學上的一種貢獻，是在探索正確路上的一次努力。

2012年10月12日晚，我收到實驗室值班學生常翠祖的短信：“薛老師，量子反常霍爾效應出來了，等待詳細測量?！蔽伊ⅠR打電話再三確認，接著組織團隊成員設計方案，多次重復驗證。集中測試進行了兩個月，得出最終數(shù)據(jù)的那天，我和團隊成員一起慶祝了這一見證“奇跡”的時刻。

2013年4月，研究成果在《科學》雜志發(fā)表后，國際同行對這個實驗數(shù)據(jù)的真實性提出很多疑問，認為中國科學家不可能做出這么重要的成績。直到一年多后，美國和日本的兩個實驗室重復得出實驗結果，質疑才煙消云散。

作為一名科學家，我覺得最幸福的一點是，剛開始出發(fā)時，不知道該怎么走，是該朝左朝右，還是朝東朝西。但根據(jù)自身的學術判斷和國際最新發(fā)展趨勢，大體感覺到，朝這個方向走下去，可能會看到美麗的風景，即使在這個過程中，有海浪，有狂風。我常常跟我的學生分享這樣的觀點：要把這種困難或者是不順利看成是鍛煉自己能力的重要機會，只要覺得有希望，就應該堅持走下去。

我一貫惜時如金，在科研工作中更是如此，不敢浪費任何一點時間，我也同樣以這樣的標準嚴格要求團隊成員。有一次“突擊”檢查實驗室，我發(fā)現(xiàn)有學生沒有盯著數(shù)據(jù)采集而是在上網(wǎng)閑逛，頓感痛心。我勸誡學生，做實驗必須專心致志，要對得起國家對我們的支持。

其實，做實驗就像騎自行車。剛開始學，沒有成就感；等學會了，騎車速度快了，就覺得很愉快。我常用對待自行車的標準來要求學生：要把儀器熟練掌握得像每天騎的自行車一樣，聽到鏈條響了就知道該給它上油，鏈子斷了要會修，讓儀器始終以一種完美的狀態(tài)運行。

“追求極致”是我做科研一直堅持的信念，也是我在培養(yǎng)學生過程中對他們提出的核心要求。這背后都需要勤奮和積累。在我看來，50米的高樓需要20米的地基，100米的高樓就需要40米的地基，瞄準的問題越難、科學問題越重大，越需要前面長期的積累和學術積淀。

不積跬步，無以至千里；不積小流，無以成江海。積土成山，才能風雨興焉；積水成淵，才能蛟龍生焉。希望越來越多的青年科研工作者能以“追求極致”為精神指引，懷揣“十年磨一劍”的堅定決心，不懼失敗、無畏艱辛，在各自的研究領域里腳踏實地、深耕細作，用日復一日的堅守與積累，一步一個腳印把科技強國戰(zhàn)略目標變?yōu)楝F(xiàn)實。

（薛其坤為南方科技大學校長、中國科學院院士。記者張勝、嚴圣禾采訪整理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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