辯方要證明的不是黃洋必然死于乙肝爆發(fā)，而是——林森浩投毒后，黃洋其實死于乙肝爆發(fā)的這種“可能性”是否足以排除。如果確有這種“可能性”沒有被排除，那么就存在一個“合理疑點”。

　　12月8日，復旦大學投毒案二審開庭。當很多人覺得二審不會有太多的驚奇時，當天的庭審卻風云突起。辯護律師找來專家證人胡志強出庭，稱：黃洋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爆發(fā)性的乙型肝炎導致急性肝壞死，最后因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，并非N-二甲基亞硝胺中毒。

　　胡的依據(jù)是：2013年4月3日，黃洋的指標線為乙肝表面抗體為陽性，但其他兩個抗體是陰性，但到6日三個抗體均變?yōu)殛栃�，“這種情況其他原因不可能造成，唯一的解釋是黃洋感染了乙型病毒性肝炎”。此外，控辯雙方還就投毒劑量、稀釋程度、攝入量是否足以致死，展開了辯論。

　　這起看似“板上釘釘”的案子，居然發(fā)生如此周折，有人稱：這是證據(jù)逆襲，中國法庭終于有了律政劇的翻盤情節(jié)；也有人斥之為“訟棍胡攪蠻纏”。

　　首先，胡志強這位“專家證人”在法庭上起的是什么作用？2013年施行的新《刑事訴訟法》明確規(guī)定：控辯雙方可以申請法庭通知“有專門知識的人”出庭，就鑒定人作出的鑒定意見提出意見。為了貫徹法庭對抗制、無罪推定原則，法醫(yī)的“鑒定”不再是“鑒定結論”，更不能直接作為定罪依據(jù)，一樣要經過質證，特別是要經過新刑訴法規(guī)定的“有專門知識的人”的質疑。

　　其次，在定罪證據(jù)標準上，新《刑事訴訟法》引進了法治國家通行的“排除合理懷疑”標準。不是像以往那樣控方的證據(jù)能構成一個完整的證據(jù)鏈就足夠了，而是要看證據(jù)鏈是否還存在“合理懷疑”未被排除，如果有一個“合理疑點”沒有被排除，就不能定罪，是謂“罪疑從無”。

　　所以，從理念上說，辯方要證明的不是死者黃洋必然死于乙肝爆發(fā)，而是檢方所取得的證據(jù)是否足以排除——林森浩投毒后，黃洋其實死于乙肝爆發(fā)的這種“可能性”。如果確有這種“可能性”沒有被排除，那么就存在一個“合理疑點”。

　　當然，“乙肝說”是否能被視為“合理疑點”，屬于法院行使獨立審判權的范圍，圍觀者不能越俎代庖。通過“乙肝說”質疑檢方證據(jù)鏈，是被告人以及辯護人的合法權利，也是法治應有之義。

　　總之，既然《刑事訴訟法》已將證據(jù)標準提升到“排除合理懷疑”的高度，公安機關、檢察院就應全面落實，由過去的“口供導向”轉向“客觀證據(jù)導向”，自覺將定罪證據(jù)落實為排除一切合理懷疑。這不是為“壞人開脫”，而是為了避免我們中每一個人受到不白之冤。

　　不過退一萬步說，即便“死于乙肝說”能成立，林森浩也不能完全脫罪，其投毒行為一樣構成犯罪，只不過刑罰會有區(qū)別。